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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现“暑假乞丐” 7月来京乞讨9月离京上学(图)


更新日期:2018-08-10 00:30:22来源:网络点击:11477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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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铁里乞讨的儿童

一家三口乞讨归来

来自岷县的乞讨者很多租住在昌平平西府附近

妈妈在固定地点等待乞讨的孩子们

原标题:北京地铁里的“暑假乞丐”

暑期以来,北京地铁突然出现众多“候鸟式”乞丐,行乞时间固定为暑假期间,7月来京,9月前离京,通常为外地年轻女性和孩子行乞。记者调查发现,这些“暑假乞丐”多数来自甘肃岷县,基本都是父母带着正在上学的孩子乞讨,孩子开学前即返回老家。

“自7月以来共处罚乞讨卖艺行为40余起,劝离250余起,乞讨卖艺人员中大多数都来自甘肃岷县。”据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,从实际查处的情况看,这些乞讨人员相对集中在几个地区,在京暂住地也相对集中。从地区来看,主要集中在甘肃岷县和河南民权县,这两个地方大致占据乞讨者半壁江山,而且现在暑假带娃乞讨的现象明显增多。

这是第三个暑假来京乞讨

王霞(化名),来自甘肃岷县小寨镇白塔村,7月10日带着女儿柳英(化名)和儿子柳杰(化名)来到北京,这是他们第三年来京乞讨。

7月30日早上10点,柳英在10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,她打开腰间挂着的外放音响,带着弟弟从车头走向车尾。柳英手里攥着一小叠一元人民币,不断地向两侧的人鞠躬,弟弟柳杰时不时跪下,希望好心的人能慷慨解囊。

姐姐柳英今年14岁,刚念完初一,身上的校服印着岷县第三中学的校徽。弟弟柳杰今年10岁,刚上完三年级,褐色裤子的膝盖处有着一圈泥土印。地铁开到惠新西街南口站后,姐弟俩下车,快速走到对面往回坐。

从惠新西街南口到海淀黄庄,姐弟俩刚好能从车头一路乞讨到车尾,这也是他们的固定路线。每天他们七八点出门,十点左右到十号线,下午四五点回家。一天下来,他们能要到五十六元,最好的时候七八十元,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元。

三年来,每年7月放暑假以后,姐弟俩就会从甘肃老家来北京乞讨。暑假即将结束时,他们会按期回老家的学校上学。

今年柳英的裤兜里多了一样东西:老年人专用的手机。这部手机价格便宜,功能非常简单,但它却是柳英在乞讨时与妈妈联系的纽带:一旦发现有警察,她会立刻躲在人少的地方,给妈妈打电话,通风报信。

“现在我们都学会了‘变通’。”妈妈王霞说。现在,都是大一点的孩子自己乞讨或者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来乞讨,妈妈们则在事先和孩子们约好了的中转的地方等着。妈妈和孩子们手里都有手机,这样出事了也方便联系。由于孩子们都未成年,即使被抓到了也会很快放出来。

去年,柳英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,被教育过一遍后就给放了。尽管当时在派出所里很害怕,但是现在提起这些事情,柳英却轻描淡写,“我打电话给妈妈,不到两分钟就放我们走了”。而她的母亲王霞说:“登记下身份证和户口本就没事了,也没有罚款。”

行乞第三天被抓

跟柳英柳杰比起来,同样来自岷县的杨娴(化名)就没有这么幸运,带着女儿乞讨的第三天,她就被抓了。

7月22日,杨娴和丈夫张成亮(化名)带着一儿一女来京乞讨,来北京之前,夫妻俩听不少同乡说带孩子来北京能讨到钱,“原本打算攒下来四五百元钱,给两个孩子攒个学费,没想到……”说到这里杨娴停住了。

来北京乞讨的第三天,也就是7月25日下午4点左右,当杨娴带着7岁的女儿在地铁10号线乞讨的时候,遇到了民警。在警察抓她的过程中,杨娴不停地说:“放开我,你们把我放开”,女儿张晓娟(化名)当时哭了,杨娴自己也很害怕,她说这样的事自己“从来没有遇到过,从来没有……”杨娴和女儿被带上了警车,开往派出所。

随后,警察电话通知了她的丈夫张成亮,让他领女儿回去。下午5点多,当张成亮带着5岁的儿子赶到那里,听到警察说要拘留妻子,他回忆称当时有些激动。直到民警告诉张成亮,拘留是因为在地铁里带着孩子乞讨已经触犯了法律,他才领着哭闹的孩子们回了家。

8月4日上午,杨娴回到了在昌平区平西府租住的房子,同时,带回了一张证明书:《解除拘留证明书》。这张“证明书”上写着,拘留原因是“因胁迫、诱骗、利用他人乞讨”。

妻子被拘留之后,张成亮也不敢带孩子去地铁上乞讨了。最近,他都是早上七八点钟带着两个小孩儿出门,拉着孩子们在街口到天通苑方向的马路上乞讨,十一点多回来,“一天大概能讨到二三十元钱,刚好够生活”。杨娴被拘留后,女儿晓娟好几天都闷闷的,不怎么说话。

躲不开的乞丐江湖

孩子成为地铁乞讨者对付执法者的“工具”,但是在这个地铁“丐帮”里,无论孩子还母亲,却不得不遵循着“弱肉强食”的规矩——她们躲得了警察,却躲不了江湖。

在10号线海淀黄庄站下车后,柳英姐弟碰到了小伙伴王成(化名),柳杰的同班同学。新的一趟车到来后,王成很快跳上去,姐弟俩则要等下一趟。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,尽量不上同一辆车。

“这是那些残疾的叔叔教我们的,”柳英解释,“但现在人太多,队都排不上。如果抢着上车,排在前面其他村的人就会打我。”有一次,她一整天才上了两趟车。

姐弟俩知道如果去5号线会挣得多一些,但是她们却不敢去。“那里有一个恶霸,看见我们就会抡着棍子打我们。”柳英说。

柳英的说法被另一个地铁行乞者孙梅(化名)证实了。孙梅是一位90后的乞讨妈妈,她带着孩子在5号线乞讨。“我不认字,以前也没坐过地铁。”孙梅说自己开始就在5号线上看到了一个姓李的人在行乞,从而知道了在5号线能要到钱,也知道了如何才能要到钱。

其实,孙梅属于“偷师”,她要钱的时候一直躲着那位“姓李的人”。“我们看到他就跑,他今天又打了两个女的”。孙梅把他称之为“小霸王”或者“恶霸”,“他坏得很,本来出来就是求别人帮助,有一次他扇了一个老头好几个耳光,那个老头得有八十多岁了,这是太没良心。”

北京跟想象的不一样

出于同乡的口口相传和指引,这些岷县人大部分都会在昌平区平西府附近租住,同村的会住在一栋楼里,例如柳英家、杨娴家和另外四户同村人家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。

他们往往一家人挤在六七平方米的单间里。这些单间只配了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衣柜,每月的租金300元。房东杨女士说他们说好了只住一个月,一个月以后搬家走人。

张成亮和杨娴也没有打算在北京长住,只是希望暑假一个月能够攒下来两个孩子四五百元钱的学费。张成亮家去年种植当归、党参等药材的收入一共7000元,但只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。而盖新房欠下的4万元亏空,目前还没有着落。

27岁的张成亮说两年前,甘肃岷县发生了6.2级地震,他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,重盖的房子花了六七万元。除了政府给的那部分钱以外,张成亮说,“剩下的4万多都是借的高利贷,三分利的。”

其实,这些年张成亮为了生计在内蒙古和山西都打过工,从维修工到煤矿工,但每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。“在内蒙古那边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,修水渠、铺水泥板,一个月一千多,但累得腰疼得厉害”,他说,在山西,他下矿井做了两个月的煤矿工人,但由于害怕跟姑父一样得“尘肺病”,所以在姑姑的劝说下也就回来了。

“老家那边来过的人都说这边能讨到钱”,张成亮说,“我们就过来讨点孩子的学费,开学了再回去。”谈到以后的打算,杨娴希望丈夫能在外面尽快找到工作,她就带着孩子在老家种田,两个人供孩子们读书。当问到以后是否还会带孩子们来北京乞讨,杨娴说再也不来了,“我害怕,我从来没去过那里……”说完她长叹了一口气。

而对于三次来北京的柳英来说,明年,她同样不想再来北京乞讨了。这并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妈妈因为生计而要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只是因为自己不想再读书,要在家照顾弟弟。“我自己不想读了,我会在家照顾弟弟,妈妈可能会出去打工。”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师,弟弟柳杰则想成为一名航天员。

对于这段在北京的生活,柳英不会忘记的除了人们对他们鄙夷的眼光,还有的就是天安门城楼。

“我自己悄悄地去看过天安门,那边人多,我没敢带弟弟去。”柳英说,她也只看过了天安门,她说以后想带着弟弟和妈妈一起爬长城,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和大熊猫。 文并摄/北青暗访

乞讨儿童

来京乞讨带着暑假作业

张晓娟,杨娴的女儿,刚读完小学一年级。对她和弟弟来说,乞讨只是他们暑假生活的一部分。“我女儿成绩很好,这学期还得了三张奖状”,张成亮说起女儿的学习成绩底气很足,脸上都是笑容。

女儿一放暑假,张成亮夫妻俩就带着孩子们来北京乞讨,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习,张成亮还带着女儿的暑假作业本,“我读到初中,平时回来的时候还能看着她写写作业”。张晓娟的暑假作业已经写得差不多了,作业本的边角被揉得有些卷曲。

张成亮说女儿平时就趴在床边或是窝在床上写作业,因为出租屋里唯一的一张条桌上面堆满了锅碗和杂物,屋里连个板凳也没有。张晓娟语文作业本上的字迹很工整,但写得很用力,翻到背面还能看出字迹。作业本里有的成语填空部分还空着,有的字迹上粘着灰,像是手上的脏东西不小心抹上去的。

儿子在读幼儿园,张成亮说儿子很聪明,以后一定也跟姐姐一样优秀。

翻开两个孩子的画本,花朵和大树都被涂得很鲜艳,和整个出租屋里黯淡的色调形成了对比。

前两年暑假,柳英也会带着暑假作业本来北京,但明年她不打算继续读书,因此也不再有写作业的“烦恼”。乞讨回家后,她会督促弟弟柳杰写作业,自己则帮妈妈洗衣服或者煮面条。

柳杰也趴在床边写作业,作业本的左手放着一个士兵模型。每过几分钟,他便会站起来鼓捣下这个小玩具。妈妈赵霞煮好面条后,他把暑假作业扔到一边,算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赵霞不识字,没办法辅导,柳英也不会检查他的作业,“有些题我也不会。”她不好意思地说。

吃过晚饭,柳英有时会带着弟弟去对面的温都水城玩,“我们从旁边的小门溜进去,不用花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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